Reading Notes: Wealth/Income vs Consumption Inequalities

#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by Walter Scheidel

綜觀人類歷史,只有大災難大暴力才能真正減少財富/所得不平等。32 分鐘處:有沒有和平的方式可減少不平等呢?答案是沒有 (有篇關於台灣經驗的研究,結果與此一致: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 陈志武:人类不平等的量化历史研究
那麼,退而求其次,也許可以減少消費不平等?

托米·本特森、康文林与李中清在其著作《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中谈到,19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远低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的乡村,按理说这些西欧国家和日本更该发生农民革命或其他动乱,但实际情况相反,是中国出现更多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欧教会以及后来的政府福利远多于中国,起到调节老百姓收入风险的作用,尤其是通过教会和福利补贴保证社会底层的消费,缩小那些国家的消费差距,使消费分配不完全受制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但在中国,除了宗族网络内的互助救济外,其他民间救济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变成消费差距,进而更容易激发社会动荡。

从 Boix 和 Rosenbluth(2014)总结的身高数据看,由身高方差系数所反映的人类消费差距并没有伴随财富差距的扩大而同步拉大,消费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显著;其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人的生理需求有严格上限,吃多了会长胖,另一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发明了保险、借贷、养老金等金融工具以及家族、教会、福利国家,这些风险规避手段帮助人们降低天灾人祸等收入风险带来的生存挑战,保证他们的消费不受收入波动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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