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Notes — Beijing’s Bismarckian Ghosts; Kant vs. Machiavelli

# Beijing’s Bismarckian Ghosts: How Great Powers Compete Economically, by Markus Brunnermeier, Rush Doshi and Harold James

大國崛起爭霸是通俗劇碼,要深入產業與經濟理論的細節才會有超越街談巷議的東西。當今中國確實類似當年的德國,期待作者們以此為題,挖出更多東西寫成書。

此文三位作者中的兩位,曾與另一人合作寫過一本談歐元區的書,非常精彩:

# The Euro and the Battle of Ideas, by Markus K. Brunnermeier, Harold James, & Jean-Pierre Landau.

歐元區除了有「南北問題」之外,也有「東西問題」,他們的書結合了經濟思想、經濟史與貨幣經濟學,深入分析了歐元區的「東西問題」,讀來很過癮,只是偏德國觀點,對法國觀點諸多諷刺,對希臘或其他更左翼的思想更是鄙視。以下是之前讀完該書的簡單摘要 (曾修改發表於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財政重整政策

在 2007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歐洲各國皆採行財政擴張政策以對抗危機衝擊。但到了 2010 年左右,面對政府債務走高引發主權債務危機,歐洲開始推動一系列的財政重整政策,試圖削減政府開支,降低政府債務與總產值(GDP)的比率,推動結構改革與減少經濟失衡。

這些重整政策在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爆發大量的理論爭論與政治角力,連國際貨幣基金 (IMF) 與美國的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也捲入其中。支持重整政策的德國與歐洲「北方」國家認為,財政紀律本就是歐盟「穩定暨成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的關鍵要素,新的財政重整政策不過是其延續與更新,而許多國家支所以陷入主權債務危機,正是因為長期忽視財政紀律,用政府支出人為地撐大總體經濟,而不去改革種種結構性的缺陷,例如利益團體把持與勞動市場僵化問題。危機所產生的壓力才是唯一能夠逼迫當政者進行改革,重振市場信心的機會。

另一方面,反對重整政策的法國與歐洲「南方」國家則強調,在經濟依舊疲弱不振的情況下採行緊縮政策削減開支,只會妨礙經濟復甦,債務與總產值比率也無法改善。結構性改革會傷害許多群體的利益,政治阻礙重重,難以推動改革,等到經濟復甦之後才是進行結構改革的時機。同時,德國的巨額貿易順差也是歐洲經濟失衡的重要環節,德國也應該擴大政府支出以增加進口。

直到今天,儘管歐洲的經濟稍見起色,相關的爭論仍在進行中。但若將此爭議放回歐洲發展的歷史中觀察,則可發現這些爭論不僅僅來自於德法這兩個歐盟核心國家的經貿利益差異,更來自於兩國在歷史與制度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迥異的經濟政策思想。

#中央集權與聯邦分權

法國自 15 世紀開始便形成了中央集權的法蘭西王國,建立龐大的中央官僚體制進行統治。而德國則遲至 19 世紀才統合了 300 多個大小政治實體,形成統一的國家,但依舊維持聯邦制,各州擁有高度自主權。以教育為例,歷史學家形容,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法國教育體系統一的程度之高,教育部長可以準確地知道每天的每個小時全法國的每個小學生的上課內容,而與此同時,德意志帝國的教育依舊歸各州管轄,中央政府無權插手。觀察一下德國與法國的鐵路地圖也可發現,德國的鐵路網分散交錯,不像法國那樣明顯以巴黎為中心。

與政治制度相應,在經濟活動方面,法國有意識地運用產業政策扶植大公司作為國家級龍頭企業 (national champion),將其視為國家利益,大企業領導人與政府高級官員也透過轉職、聯姻等等方式形成緊密的網絡。德國則在大企業之外保有大量的中小企業 (Mittelstand) 群體,在各州形成綿密的社會生產網絡,在其利基市場具有相當出口競爭力,支持德國近年來的新增就業。

#康德對抗馬基維利

政治經濟結構的差異,塑造出迥異的經濟思想與政策思維。在德國的聯邦制度下,為了維繫與協調各州之間的經濟活動,中央政府必須訂出明確規則,保持中立的監督者角色,以維繫秩序與良性競爭。與此同時,政府不干預市場活動,而是透過監督維持經濟主體具有良好的財務與創新能力。法國政府則傾向於直接干預市場,調動財政與貨幣政策等各種資源,並隨著情勢的變化而彈性改變政策,以達成政府計畫設定的目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由於納粹上台而轉向軍國主義,中央政府大幅擴權,直接以類似軍需凱因斯主義的作法干預經濟,最終釀成人類浩劫。所以二戰後德國一反凱因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強調物價穩定與預算平衡,同時透過讓工人代表參與管理來協調勞資利益,也透過嚴格的法制來限制政府權限,並在必要時進行結構改革。

例如,德國曾在 1950 年遭遇國際收支平衡危機時,便曾採行緊縮財政與提高利率政策,1970 與 1980 年代也抵抗美國壓力,拒不採行財政擴張政策。德國在 2000 年左右也曾因全球化帶來的競爭衝擊而陷入經濟停滯,一度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元區病夫」。面對困境,德國政府選擇對抗工會和各種政治勢力,強力推行勞動市場彈性化與生產外包等結構改革措施。

與此相反,法國為了改變二戰前自由開放市場而造成的政治弱勢,二戰後反而更加強化政府權力,擴大開支。經濟思想上除了傾向比英美更激進的凱因斯主義之外,決策者與社會輿論也更以社會團結著眼,有不信任新古典經濟學家政策主張的傾向。

此書以類似財政貨幣政策中的法則 (rule) 與權衡 (discretion) 的概念區分,將德法之間的政策分歧稱為康德與馬基維利之間的對抗,頗為傳神。「康德」象徵德國的經濟政策思維,強調規則與個體的自律,對主政者設下諸多限制,以維繫市場均衡。「馬基維利」則象徵法國,強調主政者的靈活權衡與干預市場,甚至決定局勢的能力。

#政策賽局

落實到具體的政策設計層面,歐元的結構性缺陷,即有貨幣聯盟而無財政聯盟,便與德法經濟思想分歧有關。採用單一貨幣之後,各國便無法藉由貨幣升值或貶值來調整貿易失衡,一旦個別國家遭遇經濟衝擊,累積起來的債務問題若沒有財政轉移,便只能以違約的方式解決。

德國認為,在上述條件下,既然政府債務可能違約,市場對各國借債的利率會相應提高,從而抑制不顧基本面的過度擴張傾向。為了使此種市場紀律不受破壞,德國從馬斯垂克條約開始,便堅持加入不紓困條款 (no-bailout clause),禁止歐洲央行、歐盟或個別國家進行財政轉移,以防止道德風險問題。否則若有紓困保證,失衡國家仍可以低成本從市場融資,持續財政開支,進一步惡化失衡。在德國的政策思想中,相對於在財政權分散的情況下堅守不紓困條款,另一條出路則是統一財政,將各國的財政權力收歸歐盟機構。

但在法國傳統中,中央政府掌握所有關鍵資源,因應情勢給與各地方紓困,乃是法國大革命之「博愛」精神的體現,因此法國決策者並未嚴肅看待不紓困條款。同時,在金融監理制度上,《巴塞爾協定三》將歐元區政府債務視為無違約風險資產,允許銀行不準備股本緩衝 (equity cushion),歐洲央行也允許各政府債券以同等價值作擔保品,不因各國財政情況而有差別的折讓(haircut)或安全邊際(safety margin) [註1]。 這些都與不紓困條款相衝突。至於另一條出路,統一財政,法國則相當消極,不願失去財政權力。

當債務危機出現之後,法國觀點認為,政府與央行都應該提供資源,協助債務人償債,以保護債權人並維持市場信心。但德國觀點則認為,不管是運用政府稅收支出,或是由央行增發貨幣推高通膨,都只是犧牲其他無辜者的利益,應該做的是讓債務人違約承擔後果,讓魯莽的債權人承擔損失。此外,德國觀點還認為,危機是逼迫政府推動結構改革,打破體制中既存的尋租空間的機會,但法國觀點則認為結構改革應等危機過後經濟好轉時再進行,否則不僅阻力太大,也可能使危機更加惡化。

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從凱因斯主義的角度看來,德國的經濟成功依靠大量出口到其他高消費國家,是以鄰為壑的結果,其成功本身就是歐洲經濟失衡的因素之一 [註2]。但在德國看來,赤字國的經濟不振,乃是長期倚賴財政擴張,迴避進行結構改革的結果。

[註1] 歐洲央行已在 2015 年改變此政策。見:“Draghi-Backed Report Says Sovereign Debt No More a Risk-Free Bet”, Blommberg, 2015.03.10.

[註2] Bofinger, Peter (2016) German macroeconomics: The long shadow of Walter Eucken. VOX. 07 June 2016.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